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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林轶青 ——湮没81年的《中国的红星》编著者

来源:文汇报 | 恽甫铭  2019年04月15日07:12

新版《中国的红星》,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销声匿迹了80余年的珍本《中国的红星》,林轶青编著,1938年2月25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

2019年3月30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来自北京、湖北、云南、上海和美国的亲友及学者,为恽代英烈士墓举行祭奠仪式。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和国家重大题材文献片《永远的恽代英》顾问、烈士堂孙恽铭庆,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礼物——由人民出版社新版的《中国的红星》。

这本书由抗战时期国统区一位名叫林轶青的编著而成,1938年2月25日由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上海杂志公司、北新书局和广州、汉口的生活书店及香港的大公书局经售。它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文版几乎同时在上海出版。然而,这本书后来销声匿迹了80余年。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赋予现实的重大意义在哪里?作者林轶青在哪里?

这一连串问号,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于是,笔者拨通了这本书的收藏者和评注者的电话……

惊现民间

收藏《中国的红星》这本书的,是成都的姜小平先生,他才40岁,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常务理事,被誉为“最年轻的红色收藏家”。1997年开始收集文献史料,现已收集各种文献数万册。从2008年开始向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武汉大学档案馆、空降兵军史馆等全国各大博物馆和高校档案馆以及我国五大战区中的13个集团军军史馆无偿捐献文献史料近300件。从收藏的万余件藏品中发掘出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邓颖超、恽代英、项英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最早个人传记和邓小平在国统区的首次公开照片。目前正在成都筹建一座红色文献馆。

姜小平告诉笔者,邂逅《中国的红星》纯属巧遇。2013年1月24日晚间,他在互联网上的一家旧书交易平台搜索藏品时,偶然发现北京一家网点上传的书目中有一本封面设计独特的《中国的红星》,各种红色文献他收集得不少,但是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早期传记文献还是第一次看到。再仔细一看该书的目录,发现书中许多关于“红星”们的个人传记,都是后来没有公布过的。多年收藏的经验告诉他,这本书具有非常的收藏价值。于是他马上与北京店主电话沟通。经过多番协商,终于从这位资深收藏家处花高价购得了这本红色文物。收到该书后,他仔细阅读书中领袖们的革命事迹,深深地被“红星”们英勇付出的精神所打动。之后,他又花了大量时间去查询全国各大图书馆,均未发现有入藏此书的记载。不能说这是孤本,但存世罕见却是事实,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收藏家,他决心弄清楚《中国的红星》这本书的前世今生。为此,姜小平通过各种渠道,终于找到了中共党史专家、恽代英思想研究领军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良明先生。

意义非凡

2015年8月,为纪念恽代英烈士120周年诞辰,华中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姜小平闻讯,带着《中国的红星》赶到会场找到了李良明教授。“当姜小平先生将该书送我鉴赏时,我感到十分惊喜。”李良明教授回忆道。他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首先就炸毁了商务印书馆。能在上海孤岛时期出版该书,真可谓奇迹!”

至于编著者用《中国的红星》做书名,是否受到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李教授“不敢妄断”。他分析道: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至11月已发行了五版。“这时候斯诺正在上海这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的孤岛上。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更不必说了”。然而,在征得斯诺本人同意后,飘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从这些情况看来,《中国的红星》书名受斯诺的影响是有可能的。《中国的红星》这本书后来销声匿迹,这是什么原因呢?《红星照耀中国》改成了《西行漫记》,这样就瞒过了敌寇和国民党当局书报检查官的耳目。而《中国的红星》这本书的名字太扎眼了,估计它甫一出版就遭到了查禁和销毁。收藏家姜小平能从民间收藏到这本书,很了不起。“我不敢说它是个孤本,但是我可以说现在存世的极少。这个意义就非凡了。”

如果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介绍中国红星的第一本图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本书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我们红星的第一本书。所以它的价值就在这里。红色文物《中国的红星》的发现对研究毛泽东以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早期生平事迹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国的红星》至今仍有很强的感召力。人民出版社立项作为重点书进行再版,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恰逢其时。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要把革命烈士那些感人至深的文章、诗文、家书编辑成册,用于干部教育……让大家引为镜鉴、自觉自律。”《中国的红星》正是广大干部、尤其是全国青年学习中共党史、国史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比肩斯诺

李良明教授说,《中国的红星》“以新闻体之浅近文言出之”,这在写法上,与《红星照耀中国》十分相似。他为我们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特点:

《中国的红星》分“过去的红星”和“现在的红星”上下编。传略的标题,或以社会公认的传主角色定位为题,或以传主担任的主要领导职务为题,新颖恰当,十分贴切。如:“广州暴动主角——张太雷”、“红军第一军长——许继慎”、“农运三杰之一——阮啸仙”、“雄视赣东北的——方志敏”、“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红军统帅——朱德”、“中国列宁——毛泽东”、“赤黄埔领袖——周恩来”、“理才专家——林祖涵”等。

《中国的红星》注重红星形象描写。在《称霸洪湖的——段德昌》中,说段“为人彬彬儒雅,容貌白晢,眉目秀丽,望之俨然一翩翩美少年也。若易以女装,混入裙钗队里,直足以乱真。见之者均以为不知谁家少年公子,绝对无人想及其为红军猛将者。”在《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中,描写恽代英演说和写作才能时称,恽代英初到黄埔军校时,“一般学生见恽衣冠垢敝,貌不惊人,目为乡下土老儿,不愿聆彼之讲演。不意恽一上台讲演,即彩声四起。”“恽在广东,因所负职务繁多,故其忙特甚……因此恽对于《向导》《中国青年》等规定之文章,常于午夜瞌睡之际,始奋其天才,振笔出之。如此忙碌之中,往往无暇整容,须发怒张,常如猬戟也。”

《中国的红星》注重红星细节描写。在《广东省委书记——邓中夏》中,称邓中夏“在写文章时,嗜吸纸烟,尝于某晚为《中国青年》写稿,自七时半至夜一时止,共吸去大仙女牌香烟九包,并且只用一根火柴,一时共党中人,莫不引为趣谈”。在《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中,在叙述到长征时写道,红军长征,步行二万五千里,“贺亦随军前进,在战场上曾受伤多次,身上被炸伤达念(廿的大写——笔者)余处,满身血迹累累,受伤以后,先由人抬,继由人背,复换骡马驮,最后人马俱无,只得步行,而于此时,又产生一小孩,可谓受尽世间之一切痛苦,然卒不死,而奋斗之火焰亦不稍退减。”这些真实可信的细节,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读者都会为之动容。

《中国的红星》评价红星客观公允。评价毛泽东:“国共再度合作以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展开,毛泽东之地位乃更见重要,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所属望之第二领袖”,并预料“不久将来,毛必为中枢重要人物也”。评价朱德:“惟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在朱德领导之下,参加西战场作战以来,捷报频传,其神出鬼没之游击战,使日军陷入极端困难之地位。”“今后之朱德,恐尚须加一‘民族英雄’之头衔也。”他认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为最活跃之人物,且为斡旋国共合作之最大功臣。国共再度合作,周之地位,更为重要”。他指出方志敏是“赣东北苏维埃运动的创始者,曾任红军第十军军长,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固亦独霸一方之红军英雄也”。他强调陈延年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和赵世炎、李立三“被称为共党三杰”。“其为人刻苦耐劳,具有锐利的政治眼光,观察一切,异常正确,而办事手腕,尤有斯达林(即斯大林——笔者)之风”。如此中肯,对读者全面了解红星极有助益。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中国的红星》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再版时担任评注工作的李教授指出:将当时还健在的邵式平、李立三列入“过去的红星”中,显然不妥。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是项英和陈毅等,陈毅被误为叶剑英。还有将向忠发、王明、张国焘列入中国的红星,也很不恰当。他们三人,“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但我们不能苛求于林轶青先生,更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去对待。

寻找作者

对编著者林轶青的身世,李教授曾做过反复考证,但至今仍不知其为何方神仙?可能是上海的出版商林轶成,但也只是推测。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名热爱和敬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之有红军,前后不过十年历史,但红星之活动,则已近有二十年之久。”可见,他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早期领导人统称为“红星”,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统称为“红星之活动”。崇敬之情,跃然纸上。

为什么要编著这本书呢?林轶青坦言:“此辈红星身世,各各不同,或则出身富豪之家,或则贫无立锥之地,然既经献身革命,则为主义而奋斗牺牲之精神,殆皆一致。”虽然各位红星结果不尽相同,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还在英勇奋斗,但他们的革命精神都值得传扬,“尤足资为谈助”。然而,在国共分裂十年内战时期虽牺牲者颇不在少,“复因‘共产’二字,悬为例禁,书报刊物,检查綦严,故虽奋斗至勇,死事至烈,亦莫由漏泄于外。此辈皆一时俊彦,若听其身世湮没不彰,未免可惜。况禁之愈深,则欲知之心愈切。”现在,国共两党,已尽捐前隙,携手合作,同为复兴民族而努力。因此,全国广大民众,“今日翘首延踵”,更都迫切希望知道“此辈红星身世”。为“不侫追念过去,既珍国土,弥怀先烈,实不忍听其此辈毕生奋斗之红星,及身而没,英名不彰于世”。情真意切的语言,鲜明地反映了编著者的家国情怀。

“我们很想知道更多有关林先生的信息,但由于《中国的红星》出版后不久就销声匿迹,林轶青亦湮没于民间,终于成为不可能。”李良明教授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林先生或他的同事、后人得知,尘封了80余年的《中国的红星》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再版,将是多大的慰藉啊!我们真诚地借贵报一角,希望知情人提供寻找作者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