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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条路飞往木桥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 林森  2019年03月14日08:47

林森,1982年生,现任《天涯》杂志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七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诗刊社第三十届青春诗会。作品曾在《人民文学》 《诗刊》 《中国作家》《山花》《长江文艺》《青年文学》《黄河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发表,并入选诸多年度选本。出版有小说集《小镇》 《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诗集《月落星归》《海岛的忧郁》,长篇小说《暖若春风》《关关雎鸠》等。曾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新人奖”“海南文学双年奖”“南海文艺奖”“梁斌小说奖”等。

 

“呜呜”和“哇哇”是父亲口中发出最多的声音。那声音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我和弟弟把双手甚至双脚都用上,也比划不出所以然,只能相视摇头。母亲不一样,她有着灵敏的耳朵,眼神也好得吓人,能清晰地分辨父亲吐出的字句长短、喘气粗细、语调起伏……当然还有他石头般僵硬的表情的细微变化。这种被我和弟弟视为不可完成的解读工作,在母亲那里轻而易举。有时我们也会觉得母亲翻译的不是父亲的原意,我和弟弟一致怀疑,父亲说话的语气,怎么会和母亲一模一样?母亲肯定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个人的创作。有时母亲的耳朵又灵敏过头了,从厕所里拎着裤头,急匆匆地跑到父亲的躺椅前,喊着:“他说什么了?”而父亲其实在昏睡。

“那座桥,肯定是要修的……”母亲疑惑了许久,从父亲的口中翻译出这么一句话来。可能是这话太出乎她的意料,她忍不住立即跳出翻译的身份,对父亲强加批判:“你都这样了,修桥不修桥,关你什么事?你还能去走一走?你还能爬到桥墩上去?”嘲讽完,母亲又有些感伤,说父亲变成一棵树也就罢了——至少也得是体谅她的树吧?他此时无视她独自拉扯我和弟弟这两只猴子的辛苦,竟然去关心一座他永远也用不着的桥,这不能不让她心寒,不能不让她觉得他的心也差不多要硬化了。母亲被自己翻译出来的话惹得闷闷不乐,父亲却在木躺椅上一动不动,脸上像笑又不像笑,那是一种凝固的表情。

我几乎记不得父亲是怎么变成这个模样的,他身子僵硬了一半,随时抖啊抖的。但此前毕竟还能走动,这两年则是不要人扶着,就基本上只能躺着了。我问过母亲那是什么病?她丢过来一张发黄的病历单,上面写的字我都认识,却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躺椅占据了父亲生活中三分之二的时间——另外三分之一,是在床上。他刚开始没法走动时,镇中学里的老师时常过来看他,有人还说他命好,说他基本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美好生活。也有反驳的:“谁说王老师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他比这个还要命好,手都不用伸,嘴巴也不张,都得靠旁人伸手好不……”因是熟人,这样的笑话并不能引起母亲的反感,至于父亲,他都成为一棵树了,他的感受自然已被忽略。也有说母亲命好的,理由是,这几年,相邻的镇子发廊林立,妓女横行,很多男人时常往那边跑——镇中学里跑得最勤的,就是校长了——我父亲对我母亲如此忠诚,从没去找那些发廊女,我母亲的命,能不比其他女人好?

父亲早年是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我们家自然也就在镇中学校园里。父亲倒下后,维持生计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母亲身上。学校里有不少乡下学生,学校没有宿舍,没法住,很多老师就把所居住的房子隔成小间,摆上陆架床供乡下学生寄宿,也给学生煮饭,收些寄宿费、伙食费。我们家里就住了十多个乡下学生,整天叽叽喳喳。房子早些年被父亲修了第二层,二楼偏南的角落,是我和弟弟的空间,和寄宿生保持着距离。

我听过关于父亲的一些传闻,说他早些年,即使不算英俊潇洒,在镇中学那一堆矮黑的老师中,也称得上鹤立鸡群。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他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排球赛,到县里的大场地接受过县太爷和无数观众的欢呼。而父亲到底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模样的,一直是纠缠着我的问题。问母亲,她不是话语不清,就是不耐烦地喊:“小孩崽,问什么问?问了,你能医好?”而这一切,在弟弟那里,都不成为问题,他对父亲的事不觉丝毫不快,他是家中唯一无忧无虑的家伙,吃饱了睡,睡足了玩。在镇中心小学读书的他,据说已经培养了几个小跟班,整天行凶作恶,有时甚至守在小卖部门口,看到同学拿着冰棒出来,夺了就跑。这些传闻我和母亲并没亲眼见,而是来自前来告状的弟弟的同学父母。

母亲在这时,基本上对打上门的告状不正面回应,而是显示出了政治家的狡猾,她摇晃着躺椅上的父亲:“你起来咯,你起来,把那小贼子打一顿,哪这么坏哦?人家都找上门来了……”她一摇晃,父亲口中就支支吾吾地发出些什么声音,她便侧耳听:“你要干嘛?你要放尿了?要放尿?刚放半个小时,又要放?……”母亲对着门口的来客摇头苦笑:“你先……等会,我先扶这棵树去放尿,回来再跟你一块收拾那小贼子……”来客的兴趣和斗志已被消磨殆尽,扭头就走——心软的甚至还会安慰安慰,安慰出母亲的眼珠泛红。父亲那被母亲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尿意,帮助我们家击溃了无数强敌。

那场台风是在暑假来临的。镇子就在海南岛最大的一条河流的南岸,在关于这条河的记忆里,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洪水相关的。每次台风过后,上流的水库装不了那么多水,就开闸泄洪,河水暴涨,小镇的大部分房子,便泡在浩浩黄汤之中。有些早富之人,修建了房子的第二层,便安然地在二楼窗口,看着其他人在黄汤中手忙脚乱,自豪感倍增。低洼处的房子,往往被浸泡一米多两米,手忙脚乱搬迁家具的人咬牙切齿:“一定要赚到钱,把第二层修起来。”

台风夹带雨水,开始了猛烈的袭击。下午,母亲已经从菜市场带回了风雨侵袭带来的变化——菜价翻倍。母亲咒骂了卖菜人黑心肝之后,还是买多买了一些菜,并且贮存了面条和饼干。我们的房子在镇中学校园里,依傍着小镇的高地“下村岭”,往年的洪水从来没有涨上过校园。母亲不怕洪水涨到家里来,却还是带领着我和弟弟把不能泡水的东西搁置到高处。每放好一件东西,母亲就哀怨地看着躺椅上的父亲:“水要真来了,那棵树可怎么跑?”

天色渐黑,迷蒙之中,校园里的树七倒八歪。母亲从信号极其不好、声音断断续续的收音机里得到新的消息,说还有大风要来,大雨也跟在后头。唯有弟弟十分兴奋:“要跑水吗?要跑水吗?水肯定会浸了我们家吧。”他强烈地期待着洪水的到来。雨水随着夜色变深而不断加大,母亲有时会披着雨衣到学校里的小卖部打听消息,回来就宣布,水涨到哪哪哪了。父亲被扶到床上,可他还没睡,嘴里又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母亲用毛巾擦拭着头发,听了一会,骂道:“又关心那破桥了。水这么大,修什么桥都没用。这条水,每年不死几个人不甘心。”

一有风雨,父亲体内潜伏的风暴也冒头应和,他手脚抽搐,口中发出呻吟。母亲把门栓死,可没法把风雨声隔绝在外,雨水从门缝渗透,一楼的地板已然湿透了。电早停了,点燃的煤油灯光晕昏黄,我很早就睡了。不知夜里什么时候,我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那是从父母亲的房间传来的,隐约听出那是父亲的声音,像是喊痛,却又有着某种旋律,竟像是一首歌。我想挣扎起来去看看,可浑身酸软,屋外的风雨声带着强烈的催眠力度,让我没法站起。

那声音,催我醒来,又催我睡得更沉。

第二天早上,雨小了许多,风时大时小,残枝断叶遍地都是。弟弟兴奋地喊着:“跑水了,跑水了。”母亲看着他,要怒未怒。小镇低洼处全都泡在水中,很多人不得不被迫转移到高处,也就是弟弟口中的“跑水”。镇中学已经打开好几间教室,让跑水的人家临时住下。父亲竟也起得很早,口中发出某种急躁声。我和弟弟不太理解,问母亲,她不好气地说:“他说,扶他去那些看看跑水的人。”这倒是个难题,雨是小了,风可没停,路面全是污水,要扶着他走到教室,那不比把带着一块巨石游泳容易。

瞧母亲疏忽,我溜出家门,朝教室跑去。有四间教室都塞满了人,有老有小,热闹非凡,有啃着饼干的,也有呆呆地看着别人啃饼干的。不时有披着雨衣的中年人出去和返回,报告着水位上涨到哪了。而其实不用出去,站在教室门口,就能瞧见低洼处的校门,已经有半个人高的位置,浸泡在污水中。跑水的人说什么的都有,不清楚那到底是哀叹倒霉还是觉得兴奋。小孩们都是很高兴,已开始玩捉迷藏。

趁着雨小,我跑回家里。在门口,就听到了母亲的呼天抢地,左右邻居都在安慰她,她却没有调小音量的打算。父亲在躺椅上喘着粗气,眼睛瞪得鸡蛋一般,已经僵硬的脸皮,在试图表达某种情绪,却只能组织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怪异。弟弟沮丧地站在旁边,眼珠通红,很显然也哭过。我不敢说话,悄悄地用衣角擦着头顶半湿的头发——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母亲几乎是不间歇地号了十分钟,才渐渐收敛。邻居们劝说多了,觉得没意思,摇摇头各自回去。

屋外,一片极大的乌云压过来,这雨,还得下。

问弟弟发生了什么。他说:“爸一定要去看水——妈拗不过他,扶着他出去,没走两步,就在那摔了,你看,就在那!”他指着门口几米外的一个水洼。整整一个上午,母亲都憋着脸。副校长带来了镇政府买的面条和黑糖,让母亲煮上一大锅,端到教室里,给跑水的人吃。面煮好了,弟弟要抢着吃,被怒气未消的母亲按在门板上打。母亲边打边叫:“老的气我,小的也不听话,打死你这个气人精。”弟弟嘴硬得很:“你气爸,打我干嘛?你去打他!你打他!”

母亲手一松,说不出话。煮好的面条装到水桶里,母亲和我一起抬着,放到三轮自行车上,盖上雨伞,母亲在车上骑,我在车后面跟着扶。长长一声叹息后,母亲说:“阿黑,你要听话点,你也不听话,我就真气死了。”我眼睛茫然,看着头顶上直压而来的黑云,不知怎么回答。母亲说:“你爸心里想着别的女人了!”我愣了愣:“爸那样,动都动不了,怎么会……”母亲说:“他心还能动,他心里还想着。”我忍不住笑了:“真的心里想着,又有什么关系,他能做什么?也只能想想。”母亲踩车的脚立即停下:“谁说他不能做什么?谁说的?他昨晚不还哼那歌了,他不是老念叨着去看桥,他今天不还死活要去看水?”我记起了……哦,昨晚,父亲真是在哼着歌啊……可,这,和看水有什么关系?又和女人有什么关系?母亲又踩动三轮车,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也是,都死人了,还能做什么?”

我更加疑惑了,这又有死人什么事?

水退之后,整个镇子都铺上一层厚厚的黄泥。被淹的人家都在冲洗墙壁。水返回原位后,岸边青碧的茅草,也染上了层层灰黄。河边围绕着很多人,都是来看木桥的。小镇在河水南岸,要到北岸去,唯一靠的就是这座木桥。早些年还有木船摆渡,有一年,大水泛滥,木船翻了,一下淹死十多人,成为镇上人不愿触及的悲惨记忆。在那之前,镇上也呼喊多年,希望县里修一座水泥桥,这下死人了,不得了了,说是要修了,省里面也拨款了。最终也没修成,那些拨款被用来修建了县城里的一座新桥。此后,小镇上的人每到县城,都会望着那座桥叹息。为了方便,北岸一个村子自发集资修建了木桥,方便两岸人的往来,但需要收过路费,不然木桥没法维持日常的修护。每次大水之后,木桥都会被冲毁。不断地冲毁和重建,使得这座木桥,成了小镇人的念叨。这一次洪水太大,把木桥冲得比较彻底,眼力好的人,才能在若隐若现的水纹下,看出哪里曾埋下过木桩。根据母亲的说法,台风过后,父亲口中支吾着的言语,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关于这座木桥的。母亲对父亲的喃喃自语,露出强烈的不屑,还带着酸酸的语气。

台风过后,天热得有些过分,热风一起,父亲就有强烈的说话欲望,我和弟弟也在他的反反复复中,慢慢能猜出他的意思。他反复说,要去河边看看。

秋季开学之前,母亲终于松口了:“黑,你和你弟弟扶那死树去看看河水。”我暗暗计算了行走速度,要把他扶到水边,天都黑了。

母亲把父亲扶到三轮自行车上坐好,让弟弟扶着,我踩着三路车,朝水边去。

已经有人在修建木桥,木板和木桩,堆在河的两岸。

来到水边,一路上兴奋不已的父亲倒不再发声了。

三轮车停下,弟弟才松了一口气,跳下车,甩着手,说:“麻了,麻了。”

父亲靠在车上,他也只能靠着。我试图把他扶起,他脖子硬扭了一下,表现摇头。阳光很烈,劈头盖脸泻下来。还好有些风迎面吹来,带着河水的湿气。父亲眼睛发直,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在某一瞬,我觉得他变回了那个正常的父亲,那个我早已陌生了的正常的父亲。我有点心酸,不敢看他的脸。他已经多久没有用眼睛来打量这个小镇了?对于腿脚好的我们,这小镇是弹丸之地,吐痰一用力,就会喷到镇外去,可对他来说,这俨然一片无法穷尽的浩瀚汪洋了。

一个修桥人停下手中的活,对着我笑:“桥冲坏了,现在过不去了。得等几天。”

——他是以为我要带着父亲到北岸去吗?

那年秋季,我升上了初三。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我有一天能考上大学,她幻想着我大学毕业后,她就锦衣玉食风风光光。她对此坚信不疑。她最担心的是弟弟,他的顽劣已是难以管束——母亲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在父亲身上。各种风气吹进镇上来,赌啤酒机的、放黄色影碟的、吸毒的……到处都是诱人的场所,母亲很害怕弟弟到那些地方去。有时半天没见到弟弟踪影,母亲就开始癫狂,翻天覆地要把他揪出来。

我的同学当中,有人吸了粉,被父亲扯回家,扭到了戒毒所。也有的同学,拉帮结派,组成了一个小帮会,横扫一切,校警也对他们避让三尺。更引起议论的,是我班上一个看来最文静的女生,却被发现已经怀孕五个月,而她竟然说不出到底吹大她肚皮的是谁。我心里暗暗喜欢过她的——谁不喜欢她呢?可就是她,竟然大了肚子……这个建墟三百多年的小镇,骨子里有一种古板的东西,这种古板也让它保持着某种硬朗,不轻易为外物所击垮。可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变化正在临近——是什么,都说不上,但此前的硬朗在慢慢地消散。

深秋,学校换了几个重要领导。新的校领导刚上任不久,就把母亲找去,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母亲黑着脸就去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只要是学校来找,就不会有什么好事。果然,学校是跟母亲商量父亲的事。按照校方的说法,我父亲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上课,虽然说当年办了内退,但有一些手续并没有理顺,今天找我母亲,就是商量着把材料补齐,补交一些钱;要不,学校停止给我父亲发内退工资。

校领导问意见时,母亲一言不发。

校领导又叹气又摇头。

母亲回来了。

看着躺椅上嘴角歪斜的父亲,母亲狂奔而出,堵在新校长宿舍门口不休止谩骂。母亲的这一次出征,完全是超水平发挥,她先把父亲晾出来,占据了一个道德高地,再哭诉她这些年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的辛苦,再接着,她便在地上打滚,滚出满身尘土。我跑去看时,完全被她的气势吓傻了,不敢拉她。弟弟冲上去了:“来这里哭什么呢?要哭,也回家去哭,别在人家门口……”围聚的人越来越多。

弟弟伸出手去拉她,反被她扯住,按倒在地,狠狠地揍。在以往,母亲的手还没碰到,弟弟便会鬼哭狼嚎,这一次,母亲手上力道结实,弟弟却一声不哼。周围的人瞧不下去了,上前解救弟弟。话头就多了起来,吱吱喳喳,有人探头往校长宿舍门里看,让他出来说说话。

校长出来了。

这个新校长浑身都是圆的,这使得他说什么话都像是在笑。他笑着说:“什么事,好好商量。”我也是好久之后才想明白,他那不是笑,而是严肃、绷紧的谈话。后面的事,就很顺理成章了,母亲以她的哭天抢地,取得了胜利。

当天一直到很晚,母亲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她表扬弟弟出现得及时,说要不是他去拉,她都想不到法子打动校长呢!弟弟不理会母亲,他偶尔瞧瞧我,眼中射出奇怪的光。我很清楚,他这是责怪我没有伸手去拉母亲。住我们家的那十几个寄宿学生,都在暗自谈论着什么,当我把目光扫过去,他们就都安静了。

在暑假里,给父亲擦身的活都是母亲来,开学了,单单料理那十几个寄宿生的伙食都够她忙的,便由我和弟弟轮流给父亲洗澡。

把父亲的衣服脱下,让他在矮木椅子上坐定,我听到了父亲嘴里哼了一声。

“说什么?”

“……欧……”

欧?……是黑的意思?他是在叫我。

“怎么?”

停了好久,父亲寄出一些密码般的话语,……今…今天,你你你……妈……?

我愣了许久,把温水倒在他肩膀:“今天,没什么!”

父亲嘴里又哼哼哼着什么。我多希望还像之前一样,听不清他的发音,可近来,我发觉自己的理解能力在不断接近母亲,越来越能理解父亲的吱吱哼哼。他的发音带着浓重的浑浊,好像含着一口水,舌头在搅动水波之中,发出迷蒙的词语。听懂他的话,就是从浑浊当中,辨析出原意。说来很难,却也不难,他能说出的词句很有限,和他早些年在课堂上的口舌伶俐,已不可同日而语。理解他的话,当然也得注意观察他的眼神,那眼神看似呆滞,却掩藏着万千变化。我从未想过一个人的眼睛,可以在简单的眨动之间,传达出如此丰富的意思。

我有时只能假装不懂。

我还没把温水浇到父亲的头发上,他的脸已经有些湿了。我拧掉毛巾上的水,用散发热气的毛巾,遮住他的脸,遮住他意义多姿的僵硬表情。

我眼前空了。

听懂了父亲的话,便有了向他证实的兴趣——比如说,母亲一直怀疑他心中想着的那个女人。

说到那个女人,镇中学里的人,都知道,甚至镇上很多人,也都听说过。那是若干年前在镇中学教音乐的一个女老师。关于这个女老师,流传着很多传说。比如说她性格高傲怪异,和所有她教的学生都如同仇人,每节课,她花一半的时间在向学生训话上。又比如说,她当年可算是貌美过人,吸引了无数镇上的年轻人的目光,可她一直都是一个人——她是眼睛长在头顶的人,怎么会看上那些二流子?这样的女人出现在一个偏远小镇的中学校园里,难免会引来纷纷议论,难免有许多关于她的花边新闻。她每个周末都上县城,被传成了她跟县里一个教育局领导的周末桃花开。女人们传说这些话的时候,证据确凿:“就她那样子,怎么可能不勾搭一个领导?她想调回县里啊!”

传言乱出的时候,母亲就曾听说过,作为镇排球队的主攻手的父亲,赢得了音乐老师的侧目。母亲从没亲眼见父亲和音乐老师一起出现过,但她坚信无风不起浪。以父亲保持得很出色的身材,以父亲教语文的能说会道,真要在镇上筛出一个能和那高傲女相配的男人,也只有父亲了。母亲和父亲闹过无数次,父亲都淡淡地说:“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倒是想,人家看得上?”母亲不依不饶:“你果然想……你果然想……”又是一番闹腾。当然,也不排除母亲暗中去查找过证据。

那时,小镇上的男女要见个面,还偷偷摸摸的,有人传说木桥边曾是不少男女约会的场所,岸边齐人高的野茅,为约会者提供了天然屏障。我曾想象,某个淡月迷蒙的夜里,父亲外出了,母亲瞪圆她的大眼,寻遍大街小巷,寻到木桥边,在野茅中翻找,希望能抓一个现成。我问母亲:“你去岸边找过吗?”母亲哼哼冷笑:“我去那干嘛?你以为人家真看得上那棵树?”她在冷笑,但语气并不硬。我想,我爸当年还没变成植物呢!母亲冷笑完,也显得有些伤感:“唉,那些事,都多久了啊……人也死了……那么久,不记得了……”

音乐老师是投河死的,关于她的死,我就听到很多版本,每一个都蒙着让人心乱的桃花色。母亲叹息地说,镇上那么多张口都在传她的话,谁受得了?被人家传死的。多清白的人,被传这么多,都成了脏的了,她羞不过,才投了河。父亲在躺椅上哼着说要去看木桥时,母亲就嘲笑他:“当年和她一块到河边快活的,有你吧?是不是想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话总是会引来父亲的一阵笑。其实,那不是笑,他僵硬的表情没法自如地控制笑容,但还是能从他的眼角边,看到一丝笑意。

我向父亲询证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到底和音乐老师,有没有关系?二,他为什么这两年以来,一直想去水边看看?向父亲发问时,我却已经清楚,无论他回答是或者不是,都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僵硬的身体,掩饰了他的真实内心。父亲花了一个上午,才跟我表达清楚他心底的话,他认为,音乐老师根本不是投水死的,只是一脚踩空,淹死了。

我对音乐老师和父亲的关系,充满了兴趣,他们真的毫无交集,我就自己去构思出一个莫须有的故事。已经确证的一件事,是台风夜里,父亲嘴里哼的那首歌,和音乐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音乐老师负责学校的播音室,在傍晚时候,会播放一些歌曲,她的喜好,便强加给了全校的人。下午风吹起的时候,随风飘荡的,常常是一首邓丽君的歌——也就是父亲哼的那首。不止我父亲,当年校园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首歌的伴奏下,开始煮饭和炒菜,开始打小孩屁股和喂猪。

弟弟对我的沉迷幻想,很瞧不起。他越来越有一副老大的样子,指挥着五六个小伙伴,淡定自如。母亲看到他,觉得无比焦虑;看不到,更焦虑。母亲常说:“阿黑,你去问问,你弟不会又做了什么事了吧?”我说,近来根本没人上门告状,说明弟弟表现还是不错的。母亲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人家找上门的,那还是小事,最怕的,就是他去做见不得人的事。我说,按照你的说法,从没人上门告我,是不是我做了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母亲不屑地看着我:

“就你?放个屁都没臭味……”

一天夜里,弟弟鼻青脸肿回来,母亲盘问了许久,他也说上一个所以然。他根本什么都没说。母亲找了一根布带,把弟弟双手反绑,挥舞着木棍打他的屁股。我上前拦,挨了几板子。弟弟不领情,说:“拦什么?让她打。”母亲手腕酸了,丢下棍子,掩面抽泣。最后,是家里的寄宿生上来劝说,才给弟弟松绑了。那些寄宿生翻找来刺鼻的正骨水,给弟弟擦拭着身上的淤青,劝他以后不要这么嘴硬。

母亲指着躺椅上的父亲,手臂颤抖。

——她抽搐的手臂,多像是父亲的。

木桥修好的时候,在北岸的收钱点燃放了一挂鞭炮。父亲不知如何得知新木桥即将通行的消息,要求我们推他到水边看看,被母亲断然喝止。我去看了,水中已经有两个被冲毁的旧木桥遗迹——被冲毁后,水中残余的木桩若想拔出来,需要花很多气力,修桥者往往便在原址移动两三米,重新打桩。我回去后,和父亲说起了木桥边的情形。他闭上眼睛,静静地听着。

“点了炮,炮炸完了,就通路了……”

“堆……响……波……”父亲发出的声音,在我耳中自然过滤,排除掉浑浊和歧义,排除掉腐肉和杂物,剩下的意思,便是“水深不”?

“可以过桥,不深。”

父亲不再说什么。

父亲不愿提,但在母亲的含含糊糊中,在她的嘲讽、痛斥和心疼中,我还是知道了父亲对木桥的奇异感情。当年船翻淹死人后,镇里组织材料,向县里说明修建一座水泥桥的必要。父亲作为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是镇上一支笔,他挖空心思,把材料组织得情感饱满血泪纵横,总算打动了上头。后来批钱了,可桥却修在了县城里,这让父亲很长一段时间难以接受,他不断怀疑,是他没把材料写好,才导致那座水泥桥飞了。母亲看着父亲,像看着她最小的儿子:“你爸就那样,跟他没关的事,也挂心着……现在好了,他变成木头了,拿去插进水底,倒是可以当木桩。”

父亲发病初期,母亲经常以泪洗脸,后来习惯了,母亲也变换了另外一副模样。父亲好的时候,母亲是性子和善,父亲发病后,她开始活力过剩,嗓门变大声嘶力竭。父亲发病后的种种事情,开始在我脑海中攻城略地,把此前的记忆驱逐殆尽,好像父亲从来便是躺椅上的这模样,好像母亲从来便是这样的不可理喻。

父亲当老师时的备课本被母亲叠得整整齐齐,好像他有一天还会站起,抖掉上面覆盖的烟尘,夹在腋下,就朝教室走去。我是在家里大扫除时发现这些备课本的,解开绑着的细绳,我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翻开武林秘籍。并没有记着什么秘密,父亲授课时的篇目,和我课本里的所学,有了一些变化,但也有相同的。本子里记着的某篇文章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和我在黑板上抄来的,没有多少变化。备课本的纸张已经泛黄,蓝色水笔所留下的痕迹让人疑惑,说不出本来颜色就那样,还是时间让颜色彻底虚化。

父亲好像不是太有耐心,每一篇课文的教案,开始时候工工整整走正步,写到篇末,文字笔画脱离引力,开始飞行。翻看那堆厚厚的备课本,我就坐在父亲的躺椅边,他眼角有股骄傲。我知道,那些一次次起飞的文字,是他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录。这样的记录,对正常人或许意义不大,对他,却不一样。要是没有这些本子,他会不会在日复一日的僵硬中,怀疑起所有的往事?

我想在备课本中发现一些父亲的秘密,若是里面夹着当年的音乐老师送给他的纸条之类,那就更好。倒还是有些发现,比如说,一个本子的末尾那页,写着一首歌,是《东方红》的歌词,歌词顶上是谱。歌词的字,是父亲的笔迹,开始那行,整整齐齐,写着写着,又脱缰跑马了;而歌谱,则不太像父亲写的。另一本子的封三,则只有两根线条直直垂下,是一个长发女人的轮廓。我惊喜地问,这是什么?这歌谱是不是音乐老师写的?你画的这个,是不是她?父亲呆呆地,好像是搜寻了好久,才给我一个说法,说当老师时经常开会,有时听得犯困了,就随手乱涂。我照着父亲的指示,果然,在每本备课本上,都发现了一些乱涂乱写,有画在某篇讲义开头处的街上的挑担人;也有在半页空白处随手记下的胡言乱语。这样的随手记录时时出现,塞满他备课本的各个角落。我想,若是学校抽查他的教案,他会不会觉得脸红?

我正处于擅长幻想的年纪。比如说,我曾暗恋过的那个被查出怀孕的女同学,她有时只是扭头看看窗外,我便觉得那扭头的动作里,饱含着对我的深深思念。她问我一道方程式的解法,被我解读成对我的极度信赖,那个X的最终答案,意蕴万千,最终将指向她对我的爱情;她问我有没有看到某某老师,我又心想,她是在跟我表白吗?……唉……她,怎么能跟别人弄大了肚子呢?怎么能……?哦……怎么说起她了,她退学,我多心疼啊……算了,不想她了……虽然我还是挺想的。我还是想说我父亲。

我的意思是,我其实不断在幻想着,给父亲重新绘出一段被涂去的时光。那些我的幻想,永远不能被证实,却也不会被证伪。就算备课本上都是父亲开会时的乱画,谁又能否定,那首歌,不是他想到了她,想到了她在某次教职工联欢上的摇曳生姿的歌唱,心有所动,才记下来的?谁又能否定,那长发垂垂者,画的不是她?或许父亲只是不想把五官画出,让人看到他的心事。本子空白处那些零碎难懂的句子,也难说不是父亲内心的密码。就算那个歪斜的挑担人,也像是父亲的某种难以卸下的孤独。

没有在无边幻想中滑行多久,我就被甩回现实。深秋入冬后,天气渐渐变凉,我们家也迅速陷入寒冬。母亲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去菜市场买青菜、猪肉和粉条,给家中的寄宿生煮早餐。我一般睡到早餐快煮好时,被滚烫的粉条汤的香味熏醒。而这一回,是母亲的凄厉尖叫,让家中的人迅速包围在父亲的床边。母亲已摇了父亲好几分钟,他还是没能睁开眼睛。此时他的四肢都在发抖——发抖是常态,可从没抖得这么厉害的,关键是,怎么摇他也醒不来。邻居也围聚来了,有人就跑出去找车。天色没完全变亮的时候,父亲被抬上镇上拉客的一辆小面包车,往县城医院飞驰而去。母亲的哭诉声在冬晨的寒风中,冻得失真。阴冷的黯晨,带着强大的吸附力,吸走了母亲的呼号。一位与父亲交好的体育老师,也随车一起去了。

已有邻居老师家的阿姨,帮着煮好母亲做了一半的早餐。寄宿生们也没怎么闹,大家都心知肚明了似的,不说什么埋怨的话。他们默默吃着早餐,安静得让人害怕。弟弟不吃,一碗热汤粉很快变凉。邻居阿姨摸摸弟弟的肩膀,她的眼圈倒先红了。我对弟弟说:“吃了,赶紧去学校吧,中午放学,估计他们也回来了。”弟弟蹲在厨房已经渐渐暗下来的炉火前,双手抱头,肩膀像起伏的浪。我拎着潲水,到屋子后面的猪圈把家里的几头猪喂了。天色已白,校园里传扬着清晨的广播。一首进行曲,曲调铿锵,是早操的前奏。

“哥。爸还会回来吗?”弟弟抬起头,嘴唇冻得有些发青。

母亲要在县医院照顾父亲,就没法给家里的寄宿生煮饭。下午时候,她从医院赶回来,叫来邻居三个阿姨,也叫来家中的寄宿生,把他们分成三组,在我父亲出院之前,他们就分别到那三个阿姨家吃饭,所需花费,寄宿生直接跟三位阿姨结算即可。我和弟弟也被分配给了我们家左边的那阿姨。非常时期,大家也没什么意见,都沉默着,似在等着母亲宣布那个人人最关心的消息。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抢过来了,还要留医几天,问题不大。”弟弟说:“我想去看爸爸。”母亲扯扯他的头发,把他的袖口整了整:“你周末再上去。”母亲交代完,收拾了几套衣服,走进阴凉的下午风,去赶往县城的车。

周六,我和弟弟在县医院见到了父亲,他基本上已经恢复成“那棵树”的状态。在我们看来,这已经是“最正常”的他了。病房里散发着刺鼻的药水味,走廊里吹着酸败的冷风。父亲病床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不少水果,母亲说是父亲学生送来的。父亲的不少学生,就工作在县城,不知从哪听到了消息,就赶来看了。我们进病房时,就有两个父亲的学生正挥手离开。吊着盐水的父亲当然没法说什么,可嘴角却有着一些骄傲。这是他曾当过老师的骄傲。弟弟难得的安静,他绕着父亲的病床转了一圈,在观察着什么。

父亲的眼珠子随着弟弟的移动而移动。从他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对弟弟的爱怜。或许,在他心里,是有着对弟弟的亏欠的吧。母亲怀弟弟之时,也是镇上抓计划生育最疯狂的时候。母亲后来跑到一个偏远地方的亲戚家躲着,弟弟生下后,也被寄养在那个亲戚家。弟弟两三岁的时候,性子一直孤僻,话都不多说,见到人就往角落里面躲。我和弟弟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每次带着我去看弟弟回来,父亲就连续好几天心情不好。若是母亲去看,则是她找父亲吵闹。有一天,父亲跟母亲摊牌了,他想把弟弟接回来。母亲说:“你还想不想教书?”父亲说:“这老师,不干也就不干了,饿不死。”弟弟就被接回来了。没等计划生育找上门,父亲便病倒了。但也听说曾找上门过,学校曾多次来商量怎么办,都被母亲给击打回去了。后来在镇上管计划生育的,换成了父亲一个朋友,母亲就去问,该怎么办?那人想了许久,说,还能怎么办?就这样。后来也再没人上门问这个事。弟弟也是在家里过了许久,才愿意喊父亲叫“爸”,喊母亲叫“妈”。弟弟已经小学五年级,他现在对此前住在亲戚家的记忆,已经越来越迷糊,有时听我们讲起,他以为是我们合伙骗他。他终于长成了我弟弟。

绕完了病床两圈,做完了视察工作,弟弟点点头,说:“很好!”

我们正发愣,弟弟又说了:“还有两天,就能回家了。”

医生竟真的在两天后同意我父亲出院。

这一次住院好像使得父亲改变了一些,又好像什么都没变。父亲更加沉默了,原来的呜呜哇哇也很少出现了。母亲显得有一些忧虑,她时常站在父亲的躺椅三米开外静静看着,希望父亲能发出什么声音。父亲的眼睛,也愈加空茫,有时整整一天没说话。

冬尽春来,我和所有的毕业班学生一样,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复习上,关于父亲和音乐老师的故事,我也没闲情去编造了。春天一到,天气一天比一天更热,夏天在望,毕业考试也越来越近了。夏天开始后,父亲潜伏已久的说话欲望又开始蠢蠢欲动,或许是因为太久没发声,他的声音,已经难以理解,不仅我和弟弟说不上个所以然,母亲细心倾听之后,幻想、联系、猜测……所有的招数用上,也没法翻译出一句确切的话。

我能看到母亲的沮丧,连她都听不懂父亲了。父亲终于彻底沉入了他一个人的世界,和我们隔着高高的围墙。父亲的眼睛蒙上一种浑浊的水汽,昏黄、模糊——那不像是活人的眼睛。没法行动的父亲,难道却能自由穿行在活着和死去之间吗?在气温最高的时候,我终于参加完中考,绷紧的弦一下子松弛了下来。那是1999年的夏天,即使是小镇上,也在风传着世界末日的讯息。考完试的同学,也不关心考得怎么样,而是到处传阅着一本不知道从哪找来的印刷极差的《诸世纪》。他们争执得最厉害的,是末日将会在哪天到来?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说的,说那些不正常的人,都会给我们指示。有一次,有五六个同学叼着冰棒,在高温中来到我们家,围着我父亲,向他询问启示。母亲的脸黑沉得难看,而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耻辱,操起一根木棍,就朝那几个同学挥舞过去。母亲拉住了我。那几个同学丢下冰棒,落荒而逃。冰棒在发热的地板上很快化了,我忍不住痛哭。

母亲冷冷地说:“你马上要上高中了。到时候去城里读高中,可就要住校了,不能在家,那都要靠你自己了……”由于是暑假,家中没有了寄宿生要照顾,母亲也闲了下来,她让我去找一些同学玩,不要整天窝在家中。当时很多同学轮流请客,邀请伙伴到家里来玩,招待一翻。父亲的事,曾是同学的一个谈资,这让我在和他们交往时,总是有一些疙瘩,我拒绝他们的邀请,也拒绝邀请他们。

我又翻开了父亲的备课本。

当纸页翻开,躺椅上的父亲发出一种难以说清的怪叫,手脚抖得厉害。母亲赶忙来把我手中的备课本收走,绑好,父亲才慢慢平息下来。母亲把备课本藏到柜子里,锁好了,她害怕我再翻开,把里面的什么东西放出来。而父亲到底是想起了里面记载的什么,才让他情绪大变呢?我任由自己的想象无边放飞。在我的构思中,当年的一个教职工晚会上,音乐老师演唱了,演唱的并非邓丽君的歌,而是那首《东方红》。虽说是一首带着浓重的政治味道的歌,可音乐老师用的是一种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邓丽君的方式。这首歌罢,现场所有的教职工都沉默了。父亲也是被震傻的一个。他从没想到,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歌,竟然可以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以为是对着耳边呢喃的情歌。本来应该喝彩、喧闹的场面,竟然静了下来。主持人提醒下一个节目开始后,场面才慢慢缓解。也就是这一次之后,学校里很多男老师都开始不信那些关于音乐老师的传闻。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一个生活不检点的人,怎么可能唱出这样的歌?而这结论在女老师那边是不是截然相反,不得而知。音乐老师在学校中说得来话的人没几个,这使得她的课后生活,成了一个不大为人所知道的秘密。父亲后来有没有和她有正面交集,那实在是不好说。但我想,两人肯定有过点头相视的时候。比如说,某次校园中相逢;比如说,父亲参加排球比赛时打出一记好球后,回头在人群中看到了她……因为这些,父亲在备课本上那些乱涂乱画,才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正因为有这些,她死后,父亲才一直念念在心,三番五次要去看木桥,看她投水的地方。

我没有问母亲,父亲的病到底发生在音乐老师死之前还是死之后。我没有查证的兴趣,我只会去幻想出一个好玩的故事——我不相信父亲向来是一个如此如此无趣的人。在我的幻想中,若是音乐老师自杀了一段时间,父亲才变成植物,那故事可能便是这样的:父亲曾多次在夜里踱步到河边,望着木桥发呆;此前滴酒不沾的他,也学会了喝两杯。而若是父亲病倒了,音乐老师才死去,那故事又再次变换:音乐老师也曾想象过我父亲的出现在她生活当中,而现在,我父亲的倒下让她最后一丝希望破灭,她投进了水里。当然,若是把故事想象得更加惨烈一些,可能便是:父亲和她相约好了木桥相见,父亲没去,她便……

我很清楚,这些沉迷于自我的故事,和父亲无关,和音乐老师无关,和真实更没有丝毫沾边,但在那个所有同学都在谈论着末日的时候,我更愿意沉迷在这样的虚构里。当时,我几乎把镇上小租书店里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翻阅了一遍,有不少的小说,一到精彩的情节,便被撕掉了几页,我只能靠想象来把所有的情节关联起来——也许,我的喜好乱想就是这样养成的。

没想到的是,那个暑假后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我虚构能力范围。

在热气不断沸腾的时候,我接到了一所省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左手挥着信封,右手捏着信封里取出的通知书,走完门口的左边,再往右边拐,她在向学校里所有的教职工家属炫耀她的大儿子。

当天晚上,母亲还杀了只鸡,往墙角的婆祖拜了拜,念念叨叨。她还把通知书在父亲面前摇晃,想让父亲也高兴高兴。父亲的反应并不明显,他口中发出几声沙哑的嘶鸣,像是高兴,也像是悲伤。母亲没能高兴几天,很快地,她发觉了,这张录取通知书,几乎等同于一张催款单。通知书上面写着的报到的日子,是一个让她心惊肉跳的数字。在烈日下,她骑上了自行车,四处找亲戚筹钱借钱。我说,也没有那么夸张,又不是上大学。她紧绷着神经:“要到省城读书了,没钱,能行吗?我得准备好……”在她眼中,我即将沦为一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

八月底的时候,台风又来了。风不大,雨却不小。这场雨让母亲地安闲下来,我们几个人,蹲坐在门口,看着外面越压越黑的天,雨已经不能称之为雨了,那是一条江从天空砸落。母亲用手指敲敲我的额头:“你考这么好,不让你读吧,哪甘心?让你读吧,读得起?”弟弟在旁边笑了:“你就别到处炫耀你的大儿子多厉害了,连卖猪肉的歪嘴昆、开饭店的黑手义,都在传你的话了。”母亲一把扯过弟弟,狠狠在他屁股拍了三巴掌:“你要有你哥哥十分之一,我就笑破肚子了。”瞧了瞧躺椅上的父亲,她摇摇头。

大雨给闷热已久的天降了温,加上停了电,雨声哗哗中,我们都睡得很早。

那几乎是我睡得最沉的夜晚。

实在是太沉了,所以听到母亲发出尖叫,我和弟弟都醒来了,摁开床头的手电筒,呆了足有十几秒,还在怀疑都听错了。母亲的哭声传来,我和弟弟才跑了过去。母亲靠在她和父亲的房门前,表情惊恐。我和弟弟用手电搜索着房间,没发现什么异样。光束再扫了一遍……等等……房间好像空了一些……少了什么?

少了——父亲!

没人扶就根本坐不起身的父亲,竟然消失不见了。

虽是暑假,不需要准备寄宿生的早餐,可后头那几头猪还是让母亲天不亮就得起床烧火熬猪食。电还没来,等前前后后忙了一个小时,听到屋外的雨声好像小了一些,母亲走回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竟发现我父亲不见了。我和弟弟扶住母亲,她猛地一震:“穿衣服。”我和弟弟把衣服套上,披上雨衣,就赶忙下楼。一阵凉风吹来,楼下的门是开着的,说明父亲就是从这门走的。难道母亲刚才上楼时,竟没发现门已经开了吗?

我和弟弟走进雨中。

母亲敲开了左右邻居的一扇扇门,敲亮了一支支手电筒。

要往哪个方向找?我握着手电筒,指向哪个方向,都是错的。

弟弟却闷着头,不断狂奔,我只能跟着。

身后那些被母亲点亮的手电筒,也四散在漆黑的暴雨中。

弟弟顺着中学校园跑了两圈,我的手电筒一直跟随着他。他跑在手电筒的光圈里。绕两圈之后,他可能觉得父亲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便奔出校园,跑上小镇的街。天已经渐渐泛白,暴雨中,没人在活动。此时,街上的水已经泡到了小腿,想跑得快,是不可能的。而越朝北,水越深。河水慢慢涨上来,满眼所见,皆是汪洋。我脑子全是空的,只能跟着弟弟跑,我只能相信他的直觉。眼前泛滥的水,让我想起了同学传言着的《诸世纪》和末日,这,就是末日吗?这,还不是末日吗?我拉住弟弟,再往北,水就越来越深,谁都不清楚哪个地方会忽然冒出一个吃人的深坑。学校里的帮忙找寻的教职工和家属,在翻遍了小镇的街巷后,渐渐汇集。消息已经传遍了小镇,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天亮了,雨势减弱,披在身上的雨衣已经失去了作用,手电筒不知在何时跑丢了。我每跨一步,都是在拖着一条河,两腿酸软。弟弟没有放弃,还精力十足。两个男老师走过来,一个夹着弟弟,一个拖着我,往学校里拽。弟弟挣扎着,扭动如蛇,他没哭,也没有难过的表情,只是挣扎,不服输的挣扎。母亲也被几个阿姨摁坐在门口那张躺椅上,她一试图站起,立即被摁下去,有一个阿姨手上拎着一根绳子,估计都准备绑她了。两个男老师黑沉着脸,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把我和弟弟身上的衣服全剥了,扯毛巾给我们乱擦了两下,接过一个阿姨翻出来的衣服,就往我们身上套。

圆乎乎的校长也被惊动了,他来到我们家,把这当成了临时指挥中心。他让母亲不要着急,他会安排人去找。干衣服套上后,我觉得身上越来越冷,手脚不由自主抖起来——像父亲往常那么抖。弟弟的嘴唇全青了,我的,应该也一样吧?母亲望着弟弟,人都呆滞了。回来的人,不断摇头,校长越来越担心,甚至可以说是害怕了。他来回踱步:“怎么可能呢?王老师……他根本都不可能走得动的啊?他连站起来,都不可能的啊……到底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一回事?”也叫人到镇派出所了报案,派出所已出动查找,回的消息说,只要我父亲在小镇几公里的范围,那都不可能被遗漏——他肯定已经离开小镇了,水太大,河中没法找。

雨下不绝,有不少人已在议论,是不是又要跑水了,看这雨势,水眼看要淹上中学啊!这场雨,浇灌得每个人都心里发虚。我头痛,不停地想着,父亲到底是怎么离开家门的?他用了什么办法站起来,走出去?……我身上一阵热一阵寒,脑子每每在快要想出答案时,忽然堵死。

——又得重新想。

围聚在我家里的人,议论的重心也转移到我父亲怎么行动这件事上。所有人都想不出一个合理的答案。忽然就病好了?站起就能走了?被鬼带走了?被贼抬走了?……这些可能性荒诞而可笑。可这不合情理的事,随着雨势,不断地冲击着每个人,家里的气氛显得很诡异。

校长抬起脚,狠狠地踢在门上:“总不能长出翅膀飞了吧?”

校长安排好人,轮流守在我们家,不让我们跑出去,外面水大,一旦情绪失控,很难说会发生什么。母亲家的两个舅舅两个舅妈,也在下午时分来到我们家驻扎;爸爸的一个堂兄,也带着两个黑黑壮壮的堂哥,在傍晚时分赶到。他们包揽了家中所有的活,也不断轮流出去查找,就是不让我们母子三人出去。

母亲的眼神越来越木讷。

我闭上眼睛,到底是什么力量让父亲站起,走进雨雾?

是什么?

大水最终没像去年一样泛滥,只是装腔作势了一下,雨变小后,河水很快就退去。之后的好些天,寻找父亲的工作没有停止,可没有任何进展。寻找范围扩大到下游十几公里。倒是发现了一具浮尸,肿成球一样,两个舅舅和带着我两个堂兄寻过去。母亲在家中几乎哭死。他们很快就回来了,说那不是我父亲。母亲哭着喊着:“你们别骗我,和我说真话。”大舅说:“不骗你,真不是。”母亲猛地站起:“不行,我得去看看,若真是……”大舅哭苦笑不得,喊起来:“他妈的,那是一具女尸。”

木桥没有被大水冲垮,水退到桥面之下,很快便通行了。在大舅的跟随看管下,我们和母亲来到了木桥。母亲在桥头边站了好久好久,她移步了,慢慢寻找,希望发现些什么。回家后,她买了一只鸡,杀了之后,带上香烛,再次来到桥头边,开始祭拜。她指着一块四十公分高的石头,说:“就是那,就是那。”

她的确信无疑,让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哭出声来。

我和弟弟都知道,父亲是不会再回来了——即使他只是那么样一个父亲,也不可能再有了。母亲时不时木木地问我:“你想想,你爸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什么怎么一回事?

到底什么怎么一回事?

我试图为父亲想一个结尾:雨声很大的夜里,我们都睡得很沉——有歌声在雨声中传来,那歌声有催眠作用,我们便睡得沉。父亲不一样,这熟悉的歌声不但点亮了漆黑的雨夜,也疏通了他身上所有筋骨和血脉,他的手脚竟能动了。歌声越来越清晰,父亲的手脚就越来越活动无碍。等母亲起身去熬煮猪食的时候,父亲竟然能坐起来,不但坐起来,还下床了,还能走动了。他推开家门,顺着歌声,走进倾盆夜雨。歌声响处,闪着微暗的光。微暗,可是夜雨唯一的光。父亲看到了一头垂下的长发,那长发突兀而动人。父亲越走越快——已经不是走了,是飞,御风而飞,雨水落不到他身上。父亲也终于看清,光的来处,就是那座被泡在水中的木桥。雨水早已淹没木桥,亮光竟从水底射出。父亲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他朝木桥飞去。

我以为这样的乱编,会让母亲十分生气,谁知她竟很平静,她说:“若真的去找那音乐老师了,就好了。若真是,就好了。”母亲摸摸我的耳垂,我想,她其实是很清楚我所想到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尾的,她不愿说,我也就不讲。那个版本有些残忍,父亲一直念叨着想去看木桥,并非是他真要去怀念音乐老师,而是去查看哪里的水更深,更适合投进去,他知道他最终会死在水中——那是一个隐藏已久的预谋。而父亲之所以在我的录取通知书回来之后离去,是因为他要让母亲彻底解脱——他不想母亲在生活的夹击中彻底崩溃。

我后来问过母亲,那音乐老师是不是长头发?母亲的语气很肯定:“当然了,不但长,还直!”肯定的语气说完,却又纳闷了,又犹疑摇摆了,她说:“好像不长,挺短的。有一段时间,我倒是留得很长。”

最纠结我的,当然还是那些问题,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想明白:

父亲是怎么站起来,走出去的?

他是怎么飞走的?

只有飞,才能那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可他是怎么飞走的?

这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杀死了我所有幻想的能力。这件事不但超乎常理,也超越了想象。上世纪最后那一年,诸世纪的末日预言没有到来,我却遭遇了我的末日,那些谈着奇怪言论的同学,翻开他们所信服的《诸世纪》,也解释不清我父亲的去向。他们轮流请我喝酒,向我道歉,说他们竟去开我父亲的玩笑,很对不起我。我的酒量就是在那时开始练开的。

又一个暑假,母亲清理了父亲的遗物,烧掉了。那扎备课本就在其中。书本着火之时,我想,本子上父亲不断起飞的文字,会记录着他如何飞起来的秘密吗?我拿棍要把那烧着的本子撩出来,终于停在半空。

火光烧尽了父亲的“哇哇”和“呜呜”。

选自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